作者介绍

刘希夷 （约651-？） 唐诗人。 一名庭芝，字延之（一作庭芝），汉族，汝州（今河南省汝州市）人。 上元进士，善弹琵琶。其诗以歌行见长，多写闺情，辞意柔婉华丽，且多感伤情调。《代悲白头吟》有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句，相传其舅宋之问欲据为已有，希夷不允，之问竟遣人用土囊将他压死。延之少有文华，落魄不拘常格，后为人所害，死时年未三十。原有集，已失传。

刘希夷的成就

刘希夷的墓址

　　夷园，即初唐诗人刘希夷的墓园。刘希夷墓位于汝州风穴寺山门东侧，背依龙山，面朝黄虎山。墓始筑于唐，原为土冢，唐时墓前植有柏树。千年后，树高近三丈，一株四人方可合抱，树茎分三枝，故称“三柱香”。另一株需五人合抱，树荫面积百多平方，状如巨伞，故称“一蓬伞”。解放前遭毁。

　　清朝初年，刘希夷墓年久失修，只剩下一个土丘，清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汝州文人用青石将刘墓护砌，周围广植松柏，并立碑刻“唐诗人刘希夷墓”。使刘希夷墓成为汝州一景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州署在墓周用青砖砌成长宽各5米，高2米的透花围墙，临路辟圆券门，门口立雍正十年所刻碑石。

　　文革时墓被平，1984年，在张绍文等24位知名人士倡议下，原临汝县人大常委会于同年6月14日第22次会议通过，县财政拨专款5万元，于1985年建纪念堂厢房各5间，大门一个，门额请张绍文先生书丹“夷园”之名，并刻墓碑一块立于墓前。但因管理不善，5间纪念堂不久被山火焚毁。

　　1994年，风穴寺文管所砌园林式围墙近400米，1998年重建纪念堂5间，又将一对清代石狮移立门前。

　　1999年秋，用青石重砌圆形墓冢，高一米，直径为2.9米，象征刘希夷享年29周岁。

　　刘希夷墓周围，建有一个古朴典雅的青砖小院落，看上去像是古建，同行的汝州市宣传部新闻科长张万强倒很实在，告诉我这“古建”不过20年历史。上世纪80年代时，刘希夷墓只剩下一块清代光绪年间开封人冯承志父子撰文的石碑，旁边还有半块残碑。当时“文化大革命”刚过，国家百废重兴，汝州一些文化人就打算修复墓园。在他们的极力游说下，1985年，当地政府出资修建了现在的墓园。

刘希夷的生平考证

　　初唐著名诗人刘希夷的死因，旧说多谓为宋之问所害。 此说肇始于唐人笔记《大唐新语》及《刘宾客嘉话录》。《大唐新语》云：

　　“刘希夷，一名挺之，汝州人。少有文华，好为宫体，词旨悲苦，不为所重。善掐琵琶。尝为《白头翁咏》曰：‘今年花落颜色改，明年花开复谁在?’既而自悔曰：‘我此诗似谶，与石崇“白首同所归”何异也?’乃更作一句云：‘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’既而叹曰：‘此句复似向谶矣，然死生有命，岂复由此!’乃两存之。诗成未周，为奸所杀。或云宋之问害之。”《刘宾客嘉话录》云：“刘希夷曰：‘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’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，恳乞，许而不与。之问怒，以土袋压杀之。宋生不得其死，天报之也。”

　　宋以后不少著作，每每沿袭此说。现当代一些名家著作乃至一些文学史、辞典等，也采用此说。如闻一多《宫体诗的自赎》、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、《辞海》、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。以致1981年临汝县(今汝州市)重修刘希夷墓，林冠夫先生撰写碑文时，仍宗此说。

　　然而，仔细推敲一下，便会发现此说不仅既乏确凿的根据，也无有力的旁证；而且无论从时间上抑或从情理上似乎都讲不通，因此，难以成立。

　　从时间上说。刘、宋二人的生卒年月均史无明载，只能从比较隐微的材料中推测。倘若果如《唐才子传》所言，即刘希夷上元二年(公元675)中进士时“年二十五”、死时“未及三十”；那么他当生于高宗永徽二年(公元651，闻一多《唐诗大系》即定刘希夷生于是年)，卒于仪凤、调露间，至迟不晚于高宗永隆元年(公元680)。而据宋之问《秋莲赋》一文自序云：

　　“天授元年，敕学士杨炯与之问分直于洛城西”，分直，指分直习艺馆(据《通鉴卷二○八注，习艺馆本名内文学馆，武后改为习艺馆，又改为翰林内教坊)。又据《新唐书·宋之问传》云：

　　“甫冠，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。”则宋之问在武则天天授元年(公元690)时方才“甫冠”(即刚刚二十岁)。

　　那么他当生于高宗咸亨二年(公元671)。也就是说，宋之问比刘希夷小了整整二十岁。可见当刘希夷三十岁死时，宋之问只不过是个十岁的幼童，试问其如何能“以土袋压杀之”?或者“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”?

　　就情理上说。据傅璇琮先生考证，《新唐书》中“‘甫冠’的记载是错误的”，并引《唐才子传》言宋之问亦“上元二年进士”，进而推断宋之问当生于公元656年(闻一多《唐诗大系》即定宋之问生年为公元656年)。这样一来，刘希夷死时，宋之问已二十五岁，自然单从年龄上讲，足以能够杀人夺诗了。但据史载宋之问自少时即以诗著称，如《旧唐书》云：“之问弱冠知名，尤善五言诗，当时无能出其右者。”而刘希夷则“体势与时不合”、“不为所重”，也就是说，宋之问的诗名远在刘希夷之上，何至为了区区两句诗而用极残忍的手段杀人?何况被杀者还是自己的外甥(二人是否真有甥舅关系尚待另考)?

作品评述

公子行鉴赏

　　“天津桥”在洛阳西南洛水上，是唐人春游最繁华的景点之一。刘希夷此诗从天津桥写起，因为天津桥下洛水是清澈的，春来尤其碧绿可爱。诗中“阳春水”的铸辞，引人入胜。与“天津桥下阳春水”对举的，是“天津桥上繁华子”，即纨绔公子——青春年少的人。以下略写马嘶入云以见兴致后，就巧妙地将春水与少年，揉合于倒影的描写：“人影动摇绿波里。”

　　意象飘逸，如镜花水月之虚幻。这种梦幻般的色彩，对诗中所写的快乐短暂的人生，起到点染之功。紧接写水中（或岸上）的砂，和倒映水中的云霞，以陪衬人影。词藻华丽，分别融合化用了“始镜底以如玉，终积岸而成沙”（谢灵运）的赋句和“（锦）文似云霞”（《拾遗记》）的文句，又以顶针的辞格衔接上文，意象、词采、声韵皆美。这段关于东都之春的描绘，最后落在宫门内外的碧树与春花。梁简文帝曾有诗道：

　　“桃含可怜紫，柳发断肠青。”诗人以赞叹不绝于口的排比句式出之：“可怜杨柳伤心树！可怜桃李断肠花！”“伤心”、“断肠”的固然来自好景不长，以及与杨柳、桃李有关的其它联想。但诗人连呼可爱，又似乎是喜极之辞。或者，他此刻“已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了玄学家所谓的‘永恒’——一个最缥缈，又最实在，令人惊喜，又令人震怖的存在。”（闻一多）这种富于柔情的彻悟和动人春色本身，都能撩起无限暇思。

　　春游意兴已足，公子将归何处；“此日遨游邀美女，此时歌舞入娼家。”诗人将人间的艳遇，安排在自然界的春意中，构思是巧妙的。效果是双重的。那“飞来飞去公子傍”的，可能是“郁金香”，也可能是“歌舞”，语义双关。满堂氛氲，舞姿妙曼，公子必已心醉目迷了。诗人这时用两句分别描绘华堂景物和美人的花容月貌，“的的（明亮）珠帘白日映，娥娥（美好）玉颜红粉妆。”（《古诗》“娥娥红粉妆。”）闲中著色，有助于表现歌筵的欢乐。“花际徘徊双蛱蝶，池边顾步两鸳鸯。”在这精巧的景色穿插中，蕴含着这样的构思：成双作对的昆虫水鸟，促使恋人迅速效仿。“蛱蝶”、“鸳鸯”为性欲蒙上了一层生物学的面纱。“倾国倾城”、“为云为雨”两句，更是直白地暗示着情欲的放纵了。这两个措辞直接出自汉武帝李夫人、楚王神女的故事传说，颇有狂俗的感觉，然而施诸娼家场合，又以其本色而可喜。这种颠狂，乃是都城诗里常有的内容，而闻一多对卢照邻诗的批评：“颠狂中有战栗，堕落中有灵性”，正可移用于此诗。

　　“古来容光人所羡”以下，诗人将笔墨集中在热恋双方的山盟海誓上，拓出了一番新的境界。前四句是公子声口，“愿作轻罗著细腰，愿为明镜分娇面”，化用张衡《同声歌》。但“思为苑蒻席，在下蔽匡床；愿为罗衾帱，在上卫风霜”，本是女性口吻，到陶潜《闲情赋》“愿在衣而为领，承华首之余芳”等句，转为男性谦卑口吻，便是一个创造。此诗则既沿陶诗作男性口吻，又如张作只写两愿。“愿为明镜分娇面”的构想尤妙不可言。不说“观”娇面，实则已包含化镜观面的献身之意，又兼有“分”享女方对美的自我陶醉之意，充分表达了爱的情愫。“与君相向转相亲”六句是艺妓的答辞，总括起来八个字：永远相爱，同生共死。梁代王僧孺诗云：“妾意在寒松，君心若朝槿。”意在怨恨男方之恋情如木槿，朝花暮落，不像己心如松树耐寒持久。这首诗反用其意作“愿作贞松千岁古，谁论芳槿一朝新”。末二句意思是在生愿结百年之好，死后也愿同化北邙飞尘。“百年——千秋——万古”，既有递进，更增加了夸饰的色彩。沈德潜评此节为“公子惑于声色而娼家以诳语答之。”（《唐诗别裁》）

　　如果与《长安古意》比较，《公子行》却别有一种倩丽风流，这首诗对仗工丽，上下蝉联。在对叠律的运用上，穷极变化，尤有特色。诗中使用最多的是叠首换尾的排比句式，一般用于段落的起结处及对话中（“愿作轻罗著细腰，愿为明镜分娇面”；“与君相向转相亲，与君双栖共一身”），形成一种特殊的顿挫，又造成重复中求变化和一气贯注的韵调。此外，各种带有复叠的对仗句也逐步可见。此外还有顶针格（如第四、五句衔接）和前分后总格（“美女”、“娼家”分合的三句）的巧妙使用。这些都有助于全诗形成一种明珠走盘的音情，为这首春歌增添了不少风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