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，夫岂然哉？盖世所传诗者，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。
凡士之蕴其所有，而不得施于世者，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，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，往往探其奇怪，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，其兴于怨刺，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，而写人情之难言。
盖愈穷则愈工。
然则非诗之能穷人，殆穷者而后工也。
予友梅圣俞，少以荫补为吏，累举进士，辄抑于有司，困于州县，凡十余年。
年今五十，犹从辟书，为人之佐，郁其所蓄，不得奋见于事业。
其家宛陵，幼习于诗，自为童子，出语已惊其长老。
既长，学乎六经仁义之说，其为文章，简古纯粹，不求苟说于世。
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。
然时无贤愚，语诗者必求之圣俞；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，乐于诗而发之，故其平生所作，于诗尤多。
世既知之矣，而未有荐于上者。
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：“二百年无此作矣！”虽知之深，亦不果荐也。
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，作为雅、颂，以歌咏大宋之功德，荐之清庙，而追商、周、鲁颂之作者，岂不伟欤！奈何使其老不得志，而为穷者之诗，乃徒发于虫鱼物类，羁愁感叹之言。
世徒喜其工，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！可不惜哉！ 圣俞诗既多，不自收拾。
其妻之兄子谢景初，惧其多而易失也，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，次为十卷。
予尝嗜圣俞诗，而患不能尽得之，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，辄序而藏之。
其后十五年，圣俞以疾卒于京师，余既哭而铭之，因索于其家，得其遗稿千余篇，并旧所藏，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，为一十五卷。
呜呼！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，故不复云。
庐陵欧阳修序。
欧阳修（一○○七～一○七二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又号六一居士，卢陵（今江西吉安）人。仁宗天圣八年（一○三○）进士，初仕西京留守推官。景祐元年（一○三四），召试学士院，充馆阁校勘。三年，因范仲淹事切责谏官高若讷，降爲峡州夷陵令。四年，移干德令。宝元二年（一○三九），迁武成军判官。康定元年（一○四○），復馆阁校勘。庆历三年（一○四三），知谏院，擢同修起居注，知制诰。四年，爲河北都转运使。五年，庆历新政失败，因力爲新政主持者范仲淹、韩琦、杜衍等申辩，贬知滁州，徙扬州、颍州。至和元年（一○五四），权知开封府。五年，拜枢密副使。六年，进参知政事。英宗治平四年（一○六七），罢爲观文殿学士，转刑部尚书知亳州。神宗熙宁元年（一○六八），徙知青州，因反对青苗法，再徙蔡州。四年，以太子少师致仕。五年，病逝颍州汝阴，年六十六。謚文忠。有《欧阳文忠公集》。又撰有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等。《宋史》卷三一九有传。宋胡柯编有《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》。 欧阳修诗，以《四部丛刊》影元本《欧阳文忠公集》（一百五十三卷、附录五卷）爲底本。参校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（卷三至卷六缺，简称周本，藏北京图书馆）、宋刻本（存《居士集》五十卷，有校，简称宋刻、宋刻校，藏北京图书馆）及明正统刻《居士集》（有元曾鲁考异，简称曾本、曾本校）。底本繫年原注目录下，今移至正文题下。底本孙谦益等所作校记，除删去少数异体字校外，皆予保留；卷末所附考证及续添校记，亦以续校名义补入正文。另辑得集外诗句，附于卷末。
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，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。吴楚材等在《古文观止》中说：“‘穷而后工’四字，是欧公独创之言，实为千古不易之论。”欧阳修的“穷而后工”说，与司马迁的“发愤而作”说和韩愈的“不平则鸣”说，一脉相承，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。
“发愤而作”之语，源于司马迁的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，他认为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吕览》、《诗经》等，“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”，这是对《屈原·抽思》中“发愤以抒情”的继承和发展。李贽在《忠义水浒传序》中，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：“古之圣贤，不愤则不作矣。不愤而作，譬如不寒而颤，不病而呻吟也，虽作何观乎！《水浒传》者，发愤之所作也。”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《聊斋志异》为“孤愤之书”。由此可见，“发愤而作”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。
“不平则鸣”之说，语出韩愈《送孟东野序》：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，……人之言也亦然，有不得已者而后言，其歌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怀。”韩愈的这一“不得其平则鸣”，是对司马迁“发愤之所为作”的进一步发挥，对后世影响颇大。贺贻孙在《水田居遗书》文集卷三《诗余自序》中说：“风雅诸什，自今诵之以为和平，若在作者之旨，其初皆不平也！若使平焉，美刺讽诫何由生，而兴、观、群、怨何由起哉？”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亦云：“古诗云：‘谁能思不歌，谁能饥不食？’诗词者，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。故‘欢愉之辞难工，愁苦之言易巧’。”由此可见，“不平则鸣”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。
欧阳修的《梅圣俞诗集序》第一段，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：一是认为“世所传诗者，多出于古穷人之辞”。这里的“穷”，指的是仕途坎坷、人生困厄。坎坷出诗人，困厄出诗人，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。二是强调“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”方能发而为诗。因为“穷”，才能感受真切、思悟深沉、感情激烈，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。三是肯定“愈穷则愈工”。工者，好也，美也。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”，“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”。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，那就是“穷”则“郁积”深厚、“优愤”强烈，故发而多能成为“愈工”的好诗。这是符合认识论、实践论、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。
从侧重点上看，“发愤而作”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，“不平则鸣”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，而“穷而后工”说则强调这激情、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。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，它们相互补充，相互发挥，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。文学创作，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？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。胸中有，笔下才能有，这是必然。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：“愤”何以生？“不平”从何而来？特别是欧阳修强调“穷”，就把“愤”、“不平”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。所以说，以“发愤而作”、“不平则鸣”、“穷而后工”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，是一个既抓住要领、又相当全面的学说，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。
1．以“穷而后工”旨意统领全文。文章一开头就从理论上阐发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，从而形成一个高屋建瓴的主旨，并始终扣住“穷”、“工”二字，将序中应有的其他内容都贯穿起来，这是颇具匠心的。第二段写梅圣俞的生平和创作，写生平着眼“穷”，写创作着眼“工”，因穷而后工，可谓首段说理的实例演绎。第三、四段虽然是写诗集的成书过程，但其间处处流露着作者对梅圣俞其人其诗的爱重，可以看作是对梅诗之工的侧面衬托。其中有赞美，有喟叹：赞美的指向还是其诗之“工”，喟叹的指向还是其人之“穷”。而且作者行文的好处在于：虽欲紧扣“穷工”，却并不急切、黏滞；虽是写成书过程，却又总是不忘记“穷工”。这就是不即不离、从容不迫的大家手笔。
2．行文起伏跌宕，长于变化。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：一是说理先设对立面。作者本可一上来就正面展开对“穷而后工”的论说，但那样就会过于平板。于是作者第一句就揭出“诗人少达而多穷”的世俗流行观点，然后通过辨析这一观点的不确切，顺势展开论说，从而很自然地得出“穷而后工”、“愈穷愈工”的结论。二是多角度多手法地证明论点。为了突出梅诗之“工”，作者先说他自幼出语惊人，这是铺垫手法；次说他的文章“简古纯粹”，但人们却只知其诗，这是以文之美来衬托诗之工；再说“时无贤愚，语诗者必求之圣俞”，这是借公众的推崇来赞扬梅诗之工；接着又写到王文康公对梅诗的赞叹，这是借名人名言来旁证；最后还通过作者自己对梅诗的热爱来侧面烘托梅诗之工。三是虚实并举，大起大落写感慨。文章在写完梅诗之工后，有感而发，顺势而带出感慨。为了充分表达这感慨，作者先通过虚设，写其若能“幸得用于朝廷”，则必将功德宏伟，这是大起大扬；后文突转，通过实写，叹其终不得志，久而将老，令人悲从中来，这是大抑大落。一虚一实，一起一落，不仅正反对举，事理昭彰，而且情致跌宕，感人备至。
全文四段，第一段是从理论上阐发“穷而后工”的文学创作理论。先从辨析“诗人少达而多穷”的世俗观点人手；接着阐明：凡“传世”之诗，皆仕途穷困者长期积优感愤、然后兴于怨刺的产物；最后顺势得出结论；穷而后工。
第二段写梅尧臣其人、其诗。分三层：首层述其生平，突出一个“穷”字；第二层评其诗文，突出一个“工”字；第三层感叹其怀才而不得用于世，将老，可悲，这悲的底蕴还是“穷”和“工”。可以说，这第二段是以梅尧臣为例，用事实证明了“穷而后工”的道理。
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尧臣诗集的搜集、整理、编次、作序过程。这是‘“序”应有的内容。从中亦可看出欧阳修对梅尧臣其人、其诗的爱重，从侧面烘托梅诗之工。
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。本文体现了“序”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：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。文章的三、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。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、创作情况，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。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，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。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，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，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。本文一开头就阐发的“穷而后工”思想，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。
春去堂堂不复追，空余草木弄晴晖。交游归雁行将尽，踪迹鸣鸠懒韵不飞。老大未须惊节物，醉狂兼得避危机。东风虽有经旬在，芳意従今日日非。〈四月十一日立夏。〉
晨起凌严霜，恸哭临素帷。驾言百里途，恻怆复何为。昨者仕公府，属城常载驰。出门无所忧，返室亦熙熙。今者掩筠扉，但闻童稚悲。丈夫须出入，顾尔内无依。衔恨已酸骨，何况苦寒时。单车路萧条，回首长逶迟。飘风忽截野，嘹唳雁起飞。昔时同往路，独往今讵知。
天师羽化久，殊馆临官道。系马松门深，风清乱蝉噪。开基今几时，庭树皆连抱。有池号遗履，无地寻丹灶。金像独俨然，讵识何人造。学仙匪吾事，访古乃其好。物色聊默存，他年忆曾到。
阌乡右邑有吾亲，河上茅亭结构新。五老分明为北里，三峰咫尺是西邻。儿孙不厌闲游客，鸥鹭偏谙醉主人。彼此眠云相隐梦，从今应更往还频。
莫买宝剪刀，虚费千金直。我有心中愁，知君剪不得。莫磨解结锥，徒劳人气力。我有肠中结，知君解不得。莫染红丝线，徒夸好颜色。我有双泪珠，知君穿不得。莫近红炉火，炎气徒相逼。我有两鬓霜，知君销不得。刀不能剪心愁，锥不能解肠结。线不能穿泪珠，火不能销鬓雪。不如饮此
暂借清溪伴钓翁，沙边微雨湿孤篷。从今诗在巴东县，不属灞桥风雪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