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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

呜呼!盛衰之理,虽曰天命,岂非人事哉!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,与其所以失之者,可以知之矣。
世言晋王之将终也,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:“梁,吾仇也;燕王,吾所立;契丹与吾约为兄弟;而皆背晋以归梁。
此三者,吾遗恨也。
与尔三矢,尔其无忘乃父之志!”庄宗受而藏之于庙。
其后用兵,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,请其矢,盛以锦囊,负而前驱,及凯旋而纳之。
方其系燕父子以组,函梁君臣之首,入于太庙,还矢先王,而告以成功,其意气之盛,可谓壮哉!及仇雠已灭,天下已定,一夫夜呼,乱者四应,仓皇东出,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,君臣相顾,不知所归。
至于誓天断发,泣下沾襟,何其衰也!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?抑本其成败之迹,而皆自于人欤?《书》曰:“满招损,谦得益。
”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,自然之理也。
故方其盛也,举天下之豪杰,莫能与之争;及其衰也,数十伶人困之,而身死国灭,为天下笑。
夫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,岂独伶人也哉!作《伶官传》。

作者介绍

欧阳修(一○○七~一○七二),字永叔,号醉翁,晚又号六一居士,卢陵(今江西吉安)人。仁宗天圣八年(一○三○)进士,初仕西京留守推官。景祐元年(一○三四),召试学士院,充馆阁校勘。三年,因范仲淹事切责谏官高若讷,降爲峡州夷陵令。四年,移干德令。宝元二年(一○三九),迁武成军判官。康定元年(一○四○),復馆阁校勘。庆历三年(一○四三),知谏院,擢同修起居注,知制诰。四年,爲河北都转运使。五年,庆历新政失败,因力爲新政主持者范仲淹、韩琦、杜衍等申辩,贬知滁州,徙扬州、颍州。至和元年(一○五四),权知开封府。五年,拜枢密副使。六年,进参知政事。英宗治平四年(一○六七),罢爲观文殿学士,转刑部尚书知亳州。神宗熙宁元年(一○六八),徙知青州,因反对青苗法,再徙蔡州。四年,以太子少师致仕。五年,病逝颍州汝阴,年六十六。謚文忠。有《欧阳文忠公集》。又撰有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等。《宋史》卷三一九有传。宋胡柯编有《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》。 欧阳修诗,以《四部丛刊》影元本《欧阳文忠公集》(一百五十三卷、附录五卷)爲底本。参校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(卷三至卷六缺,简称周本,藏北京图书馆)、宋刻本(存《居士集》五十卷,有校,简称宋刻、宋刻校,藏北京图书馆)及明正统刻《居士集》(有元曾鲁考异,简称曾本、曾本校)。底本繫年原注目录下,今移至正文题下。底本孙谦益等所作校记,除删去少数异体字校外,皆予保留;卷末所附考证及续添校记,亦以续校名义补入正文。另辑得集外诗句,附于卷末。

作品评述

五代史伶官传序翻译及注释

翻译
  唉!盛衰的道理,虽说是天命决定的,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?推究庄宗所以取得天下,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,就可以明白了。
 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,把三枝箭赐给庄宗,并告诉他说:“梁国是我的仇敌,燕王是我推立的,契丹与我约为兄弟,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。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。交给你三枝箭,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。”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。以后庄宗出兵打仗,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,用猪羊去祭告祖先,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,装在漂亮的丝织口袋里,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,等打了胜仗回来,仍旧把箭收进宗庙。
 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,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,走进祖庙,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,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,他那神情气概,是多么威风!等到仇敌已经消灭,天下已经安定,一人在夜里发难,作乱的人四面响应,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,还没见到乱贼,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,君臣们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不知道哪里去好;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,抱头痛哭,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,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!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,而失去天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?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,都是由于人事呢?
  《尚书》上说:“自满会招来损害,谦虚能得到益处。”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,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,这是自然的道理。因此,当他兴盛时,普天下的豪杰,没有谁能和他相争;到他衰败时,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,最后身死国灭,被天下人耻笑。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,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,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,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,难道只有乐工(是所溺的成分)吗?于是作《伶官传》。

注释
伶官:伶,戏子,或唱戏杂技演员,现代的娱乐人员。宫庭里供统治者娱乐表演的人物。可见封建朝代不思于民生,不思于进取,奢华淫乐而痛失天下!伶官尚能使天下易主,可见不居安思危之害!
原:推本求源,推究。
其:语气副词,表示期望、命令的语气。
庙:太庙,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。
从事:这里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。
一少牢:用猪、羊各一头作祭品。牢,祭祀用的牲畜。
组:丝带,这里指绳索。
抑:或者
逸豫:逍遥游乐,不能居安思危。
所溺:沉溺迷恋的人或事物。
乃:你,你的。
顾:看。
函:用木匣装。
忽微:极细小的东西。
纳:放回。
仇雠:仇敌。
《书》曰:语出《尚书·大禹谟》。
及:等到。
所溺:沉溺迷爱的人或事物。

五代史伶官传序评析

  这是一篇著名的史论。作者认为,国家的盛衰,事业的成败,主要取决于人事,取决于执政者的思想行为。并扼要提出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,“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等具体论断,精辟透彻,发人深省。

  本文阐明观点的主要论据,是五代后唐庄宗先盛后衰,先成后败的历史事实,例据典型而有说服力。在写法上,则欲抑而先扬,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“壮”,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“衰”,通过盛与衰,兴与亡,得与失,成与败的强烈对比,突出庄宗历史悲剧的根由所在,使“本其成败之迹,而皆自与人”的结论,显得更加令人信服。

  文章笔力雄健而有气势,表达情见乎辞,篇幅虽然短小,却是一篇搏兔而用全力之作。

  文中所议论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是沙陀族人李克用之长子,是五代的风云人物。李克用在临终之前,以三矢付庄宗要他报仇,叮嘱切切。李克用死后,李存勖嗣位,他谨记父亲遗言,讨刘仁恭,伐契丹,灭后梁,建立了后唐政权。但称帝后却沉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,宠信伶人,不问国事。四方藩镇见伶人被宠爱,纷纷贿以财物,谋取私利。而那些正直的臣僚因不肯行贿,为伶人谗言所诬陷,竟无辜被杀。后唐国政于是日趋衰败,动乱接连而生,李存勖本人最终也死在他极为宠信的伶人郭从谦的手中.。欧阳修目睹国家积弱不振的现实和当权者的骄奢淫逸,忧心仲仲,正是出于以古鉴今的考虑。欧阳修在这篇史论中,提出了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的见解,意在为当时的统治者敲响警钟,可谓寄语深长,发人深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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